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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能改变美国的人读《纽约时报》，改变美国的人读《华尔街日报》。
”从中可以看出《华尔街日报》在美国社会的地位，也可以说该报受到的关注程度非常高。
《华尔街日报》的主要读者是在全球拥有影响力的人，因此绝对不容小觑。
《华尔街日报》上月末刊登了对日本首相野田佳彦的采访内容。
当时，韩国总统李明博8月10日访问独岛（日本称竹岛）后引发的韩日外交纠纷达到了顶点。
野田佳彦表示：“对日军慰安妇（性奴）的赔偿问题在法律上已经完全结束。
”他还三次使用了韩国政府索要“新的赔偿(new compensation)”的措词，弄得像韩国获得赔偿金后再次提出无理要求一样。
对于野田佳彦接受采访时的无理言论，韩国政府采取的应对措施只有一个，即外交部官员来到办公楼一楼记者室指责称，“日本主张1965年签署《韩日请求权协定》后，慰安妇问题已经解决，但当时根本没有讨论这个问题。
”看到《华尔街日报》上野田佳彦采访内容的外国读者获悉这一消息的可能性近乎为零。
但韩国政府似乎认为，只要面向韩国记者举行记者会予以反驳就完事大吉。
两年前再《纽约时报》也发生了类似事件。
《纽约时报》当年11月发表评论主张：“奥巴马总统拥有重新划分（南北韩之间）警戒线（西海北方界线，指NLL）的职权。
”这篇评论的作者是经常被韩国左派引用其主张的《华盛顿邮报》前记者哈里逊。
同年8月，前美国驻韩大使唐纳德·格莱格通过《纽约时报》表示不信任天安舰爆炸沉没事件的调查结果。
韩国外交部当时表示：“我们将要求该媒体刊登反驳主张，并寻求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的方法。
”但只是说说而没有行动。
在目前体系下，外国主要媒体刊登有关韩国的歪曲报道时，韩国政府往往总是晚了一步。
政府内部应对外国媒体的主体分别是外交部和文化部下属的海外文化宣传院。
海外文化宣传院负责分析外国媒体的论调，外交部负责重要的政务事件。
但并未建立在敏感悬案上进行有机合作的体系。
特别是发生韩日纠纷这种重大事件时，率先向国际社会表明韩方立场的职能非常脆弱。
最近，越来越多的海外公馆开始将举办文化活动等同于宣传韩国。
部分公馆负责人致力于举办韩流相关活动，以提高人事考核成绩。
推进文化外交也是好事，但海外宣传政策的根本在于正确、快速地向外国政府和国民宣传韩国的立场和政策。
整合海外宣传部门并全面调整相关政策和其他政策一样重要，不知道第18届大选候选人是否明白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