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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在战后中国对日外交战略中值得学习的部分

申尚木 前韩国驻日大使馆一等书记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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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15日,蒋介石在重庆发表讲话,宣布抗日战争胜利。他在演讲的结尾,向希望为死于日本侵略的2000万人报仇的国民传达意外的嘱托。他说服中国人民,中国只是把日本军国主义当作敌人,而不是把日本人民当作敌人,因此不能给日本人以奴隶般的屈辱。他还强调,既往不咎、善待邻里是中国的传统,要摆脱以暴治暴的恶性循环,必须给予宽容。当时宽容的战后处理方针,成为后来广为流传的“以德报怨”讲话。

1949年掌控了大陆的中国共产党政权似乎是为了和国民党竞争,行动更胜一筹。共产党领导集体从延安时期开始就以“罪恶只是在日本军国主义者身上,日本人民没有罪”为逻辑,将从内部瓦解日军作战意志的心理战作为抗日战略。在共产党主持的战犯审判中,没有一名日本人被判死刑或无期徒刑。这种“军国主义者和人民的区别论”也被用于1972年的邦交正常化。周恩来明确表示,不会要求日本人民承担赔偿,中国在建交声明中正式表态称:“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请求。”

中国的宽容既不是给予日本遗忘历史免罪符的善心,也不是免费的。背负“心灵债务”的日本,在1979年起的40年间,通过经济合作项目(ODA),为中国提供了3.65万亿日元。以此为基础,中国实现了超越日本的经济崛起。中国宽容的战争问责方针,是确保道德上的优势,最大限度将日本的负债意识用作外交资产的深谋远虑。最近,韩国也感觉到曾经享有的外交资产正在迅速耗尽。

输入 : 2019-07-19 10:05  |  更新 : 2019-07-19 1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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