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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调处8日称韩国总统尹锡悦方面的律师尹甲根为“主张是尹锡悦辩护人的人”。就是说，他还没有提供选任书，不能认定为正式辩护人。事实上，尹甲根当天去公调处提交了选任书，但公调处的干部们因为忙于面试新任检察官而没有和他见面，让他把选任书交到信访室再走。尹甲根说：“我等了30分钟，就这么回来了。”在被问到这一情况时，公调处说：“刚才说是来交选任书的，我们应该在他提交选任书（成为正式辩护人）后才能面谈。”这近乎是在耍嘴皮子。抗拒被逮捕的嫌疑人方面说希望先见面，只能说拒绝的行为是小家子气。

公调处在接到案件传达时就引发了争议。已经在调查尹锡悦的检方和警方拒绝他们的要求后，他们启动了强制转移调查权的请求权。该条款是对公调处的过度授权，因此从成立开始就有违宪的争议。为了平息争议，公调处表示会在要求移交前经过调查审议委员会，却在这次事件中省略了这个程序。

在申请逮捕令阶段，选择首尔西部地方法院一事引发了“选购法官”的争议。公调处的案件原则上由首尔中央地方法院管辖。但他们未遵循原则，而是适用了例外，去了西部地方法院。签发拘捕令的法官偏偏是法院内具有进步倾向法官组织——韩国法研究会出身。法律界出现“也许是事先编排好的”说法也是因为这个原因。该法官在签发拘捕令时指出要排除现行法律，引发了争议。执行拘捕令失败了。为应对持久战，为30名员工打包了120条紫菜包饭，让他们一天吃四顿，却在5个多小时后撤离。此后，公调处想把逮捕行动“转包”给警方，但在警方反对后，就当做没这回事儿。

公调处“无能”的争议并非第一次出现。公调处可以调查高层公务员的腐败，但只能对法官、检察官、警察高层人员进行起诉。其余人员要在调查后移交至检察机关。2023年，公调处曾对没有起诉权的监查院干部的腐败进行调查，然后要求检察机关代为起诉。检方打算起诉的时候，发现调查内容不实，向公调处要求进行补充调查后，公调处却坚持要求检察机关进行补充调查。

相反，对于对自己有起诉权的李圭原检察官的金学义涉嫌非法取款的案件，却表示“在条件上无法进行调查”，反而交给了检方。与此同时，还表示调查由检方进行，但起诉与否由他们决定，说这是“保留起诉的移交”。检方以“荒唐离奇的逻辑”为由直接起诉了李圭原检察官。

公调处自2021年成立以来，年均预算约为200亿韩元（人民币约1亿元），但直接起诉的案件只有5起。唯一一次一审判决有罪的检察长孙准晟唆使告发案，也在二审中被推翻为无罪。他们还缺乏人手。公调处的检察官目前有14人，首尔中央地方检察厅有245人左右。最重要的是他们没有内乱罪的调查权。虽然他们与有调查权的警察站在同一边，以组成共助本的方式开展调查，但这只是通融的办法，其正当性可能会受到质疑。

调查的生命在于公正。以现在公调处的方式很难引起国民的共鸣。这次的调查关系到国家的命运，一个小小的失误就会成为烧掉整个国家的导火索。如果公调处力不从心，就应该主动退出案件，最好立即中断调查，交给警方或即将成立的特检。否则，正如民主党所说的一样，公调处将面临“存亡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