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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班路上看看加油站的价格变动就能知道。美伊战争的冲击已经深深影响到韩国经济的日常。中东局势不稳定，国际油价上涨，其影响会直接波及加油费、电费、燃气费和餐桌物价。在此情况下，降低燃油税、加油站最高价格制等临时稳定价格的政策必然会被人提起。当下，显然需要一个能减轻平民生活负担的安全阀。

但其中存在一个危险的盲点。从中东进口的原油和天然气是按国际市场的美元进行交易的。韩国政府无论怎样压制国内的销售价格，韩国经济必须向海外支付的实际费用都不会减少。只是换了个账本而已。

在解释为什么韩国经济对外部能源的冲击尤为敏感时，人们通常会想到高度的进口依赖。但问题不仅是进口依赖。问题还在于韩国经济的“能源效率”低。即使挣赚同样的钱,比其他发达国家消耗更多能源的结构持续了很长时间。韩国能源公社引用的国际能源署（IEA）的统计数据显示，2022年韩国的单位产值能耗为0.165，远高于经合组织（OECD）的平均水平（0.097）。与日本（0.087）和德国（0.074）相比，韩国在赚取同样多的钱时消耗的能源几乎是它们的两倍。

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种低效结构的改进速度非常缓慢。虽然韩国的单位产值能耗在下降，但降速比英国、美国、德国更为缓慢。经合组织将韩国经济列为能源密集型经济之一。韩国的单位GDP能耗处于最高水平，工业部门的消费比例也很高。更大的问题是，韩国的经济效率不足以承受高昂的能源成本。加上外部冲击动摇贸易收支和市场心理，汇率也在飙升，进口物价进一步上涨，国民切身感受到的负担就更大了。

在此情况下，短期政策的局限性就显现出来了。降低燃油税或实施最高价格制、抑制电力和燃气费用等措施，可以在冲击突然来袭时成为保护弱势群体的安全阀。但如果这些措施以反复且普遍的抑制价格的形式出现，情况就不同了。能源价格上涨这一市场信号，本应促进节约消费、更换设备、工艺创新和产业重组。但如果政府广泛压制价格，那么不仅是弱势群体，连大量使用能源的企业和高收入阶层也会从中受益。节约和效率化的激励减弱，负担最终会转化为民间损失或财政、国营企业的赤字。在这个过程中，谁受益更多、谁负担更重，变得模糊不清。

压低价格并不会让成本消失，反而可能会带来更大的负担。在压低价格的同时，减少消费和提高效率的投资激励也会随之消失。飙升的原油价格最终会导致支出更多的美元。最终，人为的价格控制无法从根本上减少消费，而增加的美元需求又会重新刺激汇率，给韩国的经济带来压力，形成恶性循环。账单也会由节约使用能源的人来负担。

日本和德国选择了不同的道路。它们不仅在危机时期通过压低价格来争取时间，还不断建立减少使用昂贵能源的经济制度和标准。石油危机之后，日本于1979年引入了节能法，并在1999年通过领跑者制度等不断巩固能效标准。德国也在不断推动提高能源生产性的结构转型，而不是压制价格信号。当然，这些政策并不完美。韩国并非没有提高效率的政策，但在价格现实化和结构转型上缺乏贯彻到底的政治一贯性。

韩国经济最终对外部冲击如此脆弱的真正原因，并不在于中东的变数本身，而是在于经济体质不足以抵御这些冲击。如果在创造相同附加值的过程中消耗更多能源，并且每次危机时都通过压低价格来争取时间，这样的做法一直重复下去，经济体质是不会得到改善的。

当然，对弱势群体的精准扶持应该更加慷慨。但帮助民生和控制整体经济的价格标签是完全不同的问题。价格应该反映实际的成本。只有直面能源的真实成本，企业和家庭才会自发节约能源，产生转向更高效的设备和产业结构的动力。每次遇到危机都先找止痛药的经济，在下一次冲击来临时会动摇得更厉害。韩国的经济现在就是如此。韩国经济需要的不是抑制价格，而是改善体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