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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月前，在和年轻的职场妈妈们举行午餐聚会上，我听到了这样的说法。有人在妈妈论坛发帖炫耀股票投资的收益，说市场已经到达巅峰，而这样的“收益认证”越多，持有股票的人就越是不安。当时，韩国综合股价指数（KOSPI）刚突破7800点，之后一个月内上涨超过16%，突破了9000点，但仅过去半个月就下跌了20%以上，上演了所谓的“过山车KOSPI”的现象。

恐惧和不安正在蔓延至整个经济领域。如果说之前是个人对“是不是只有我错过了牛市”的FOMO（错失恐惧症），那么现在是变成了“熊市是不是已经开始了”的集体恐惧症。与半年前相比，韩股综合指数上涨了60%以上，这一业绩在全球范围内仍然令人惊叹。但韩国政府和执政党动用国民年金甚至退休年金来推高股市，导致被市场套牢的国民太多。如果不阻止这种趋势性下跌，就不是只责怪政权就能收场的问题了。韩国政府必须找出恐惧的源头，控制下行风险。

恐惧的核心在于存储半导体产业，尤其是三星电子和SK海力士两家企业压倒性的股价领头羊地位。存储半导体的需求前景稍有不利消息，全球半导体企业的股价就会出现波动，但对“三星和海力士”依赖度过的KOSPI，其波动性已达到了难以承受的程度。但上周SK海力士成功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了存托凭证（ADR），且这两家公司的市值与收益比仍远低于美国竞争对手美光科技，这一点提醒我们不要过早失望。

真正的问题在于一直以来无异于杀“下金蛋的鹅”取卵的种种行为。韩国政府各种政策的推进，依赖于这两家企业的业绩，这种做法甚至动摇了“企业属于股东”这一基本前提。在宣布湖南半导体集群计划的当天，韩国总统向三星和SK会长90度鞠躬的场景，清楚地表明了该计划对谁更有利。但强行推进一系列商法修订的总统和执政党最清楚的是，仅通过鞠一个躬是无法获得三星电子或海力士股东的同意的。政府本应首先给出能说服包括小股东在内的股东们的充满诚意的方案。

更令人震惊的是雇佣劳动部长官主张应对“超额利润”进行社会分配。他提出，应利用“超额利润”设立基金，探索韩国式的“社会团结工资”，让低薪领域也能领到更多薪酬。进步派市民团体已经明确表示，应让劳动界和市民团体也参与这种基金的运营。今天（14日）雇佣劳动部举办的“与人工智能（AI）技术创新同步的新社会创新之路”讨论会，是5月底提出的“关于探索韩国式社会团结工资政策可能性的紧急讨论会”相比多少有些驯化的。希望讨论会的结论也能得到驯化。

韩国政府肆无忌惮地干预企业是恐惧的根本性因素。上周，关税厅长表示要对不迅速将出口货款汇入国内的企业进行企划调查。意思是说不应瞄准因预期汇率上升而将出口资金留在海外的“不当汇兑收益”。但像“超额利润”一样，如果想让“不当汇兑收益”变得合法，就必须有明确的“预期利润”和“正当汇兑收益”的标准。无论在理论还是现实中，都没有这种标准。没有标准，判断就必定是随意的。这种随意性符合国格吗？会让外国投资者如何看待？

更深层次的恐慌源于宏观经济环境。过去金融危机大多是在债务累积、利率急剧上升时爆发的。目前美国和欧洲发达国家的政府债务规模之大，足以让国债利率因微小的冲击而波动，而伊朗战争引发的物价上涨又让所有人都对美国上调基准利率保持高度的警惕。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韩国政府积极扩大支出，恐慌势必会加剧。况且，对美投资的承诺尚未兑现，却只想着在国内瓜分半导体的成果，这不是白白惹人注意吗？

韩国政府需要在平息恐慌方面做的工作很明确。这就是不应再用半导体的成果进行掩盖，应从现在起营造实用且亲企业的环境。似乎已经交给了工会的劳动政策也应摆脱现状，转向与AI创新相协调的经济政策。做了该做的事，就算成果不尽如人意，也能免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