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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日，世宗市政府厅舍召开了由代理国务总理崔炅焕主持的关于MERS（中东呼吸综合征）的会议。该会议的名称为“第1次泛政府MERS日日点检会议”。在国内出现首例确诊患者之后时隔20天，才举行了首次泛政府层次的日日点检会议。其间，有过无数次有关MERS的会议。政府内设置的对策机构就多达3个。

但是，截至目前，政府并没有能让国民放心。总统一直给人在这次事态中束手旁观的感觉，担当代理总理的经济副总理崔炅焕为了参加国际会议，差不多一周都呆在国外。既没有引领国民的领导力，也没有向心力。

然而和指责这种无能的政府相比，更为急迫的课题堆积如山。MERS事态，现在在国内造成的经济性副作用，并没有止步于让电影院和餐厅销售额减少的程度。随着中国突然取消了很久以前就预订了的韩中媒体人论坛，开始拒绝韩国人访问中国。香港和台湾露骨地控制本国人去韩国旅行。MERS事态进入了损害韩国国际级形象的阶段。为了切断MERS的扩散环节，尽早摆脱这个泥沼，到了不得不团结所有国民力量的时刻了。

其实，让MERS发展成为现在的“怪物”状态的，就是我们自己。可以说从负责保健和防疫第一线的医疗机关到普通市民，所有的社会成员都助长了MERS事态的扩散。在这一过程中，比起共同体的安全，只谋一己私利的韩国社会羞耻的本来面目被活生生地暴露了出来。

在MERS确诊患者中，经常发生一直隐瞒自己曾去过有可能感染MERS的地区或医院的事实的例子。被确诊的第一例患者就没有透露曾去过最大发病国沙特的事实。来到建国大学医院急诊室的70多岁的患者，直到最后都在隐瞒自己曾去过发生很多MERS患者的首尔三星医院的事实。院方几次反复询问，但患者和监护人都回答说：“没去过那个地方。”由于这种谎言，建国大学医院急诊室被封闭，70多人被隔离。就算告知有感染的可能性，进行挽留，可有的人还是强行出国；还有即便接到了隔离通报，还是出入高尔夫球场的事例。这些事情随处蔓延，让MERS最终成为了国家级大型危机。

新加坡2003年3月遭受了SARS（重症急性呼吸综合征）袭击。当时的新加坡总理吴作栋发表了致国民的公开信。他在信中说：“只有每个国民遵守政府制定的所有规则和方针，才能取得SARS战斗的胜利。”并一一列举了没有遵守政府方针的具体事例。这是总理公开对国民进行的批评。吴作栋还说：“在家隔离的人，如果不回应保健当局的电话，警备要员会立即前去为其佩戴电子手环。”通过政府的这种强力措施和国民的合作，新加坡在2个月内就摆脱了SARS的恐怖。和台湾、香港等其他地区相比，新加坡付出了最小的代价，在最短期限内成为了“无SARS国”。

专家们一致认为MERS比SARS的传染力弱，致死率也比当初的40%要低很多。截至目前发生的死亡者，都是身患其他疾病，或免疫力低下的高龄患者。被治愈了MERS的一位医生，在采访中谈到：“希望不要盲目对MERS怀有太大的恐惧。”他说：“如果把病毒性感冒的疼痛（最大值为10）比喻为7的话，MERS大约为3-4的程度。”MERS是通过与患者直接或间接接触感染的，都发生在医院内部。虽然MERS是需要国家级应对措施的传染病，但不是到了需要国民中断日常生活的恐怖对象。美国疾病防治中心（CDC）向美国人表明了无需改变前往韩国计划的立场，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新加坡经济在发生SARS的2003年4-6月份出现了负增长。这对一直顺风顺水的新加坡而言，是令人震惊的结果。但第二年一季度，就经济就反弹为7.5%的增长率。这种极致的反转，大韩民国没有理由做不到。反而，韩国人的血液和骨骼里具有世界其他国家都没有的战胜危机的DNA。经历过战乱，在废墟中实现了近代化和产业化；在外汇危机时期，大多数国民捐金的民力团结的历史，就是其证据。和从前经历过的危机相比，MERS绝不会成为这个国家未来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到了全体国民为抗击MERS而再次汇聚克服危机DNA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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