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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前我收到了推迟举行原定在周末召开的学会的通知。或许会有人说在各种学校连接停课的情况下，开什么学会啊。但是一年两次定期举行的全国性学术会议在过去三十年中从来没取消过的前例。连分明是连哲学界都把引发国民心理恐慌的MERS事态波动视为仅次于战时的紧急情况。从这种观点来看，朴槿惠总统取消访问美国是一个正确的决定。

如果在尚未控制MERS的情况下，总统勉强访美又会出现什么情况呢？考虑到难以获得可观成果的本次韩美峰会的特性，国内情况将会更加恶化。甚至难以排除巨浪滔天的愤怒民声会把朴槿惠政府推向不可控制局面的最糟糕可能性。现在的情况这么严重，推延访美是正确估计了形势。

社会上有部分人指责愚昧大众的懦弱心志，认为从医学上来看MERS本身不是什么问题，如同疯牛病事态般容易被卷入恐怖的国民情绪才是问题所在。但这根本就是本末倒置的主张。因为他们在拿没有任何科学根据的2008年疯牛病波动引发的虚假恐怖，和MERS事态引起的实际存在的现实性恐慌进行平面比较。7年过去了国内没有发生一起病例的疯牛病，和在不到一个月创下确诊患者超过100名、死亡人员多达10名的MERS是根本不能相提并论的。

从原理上来说，跟每年死亡人数达2000名以上的结核相比，批判夸大MERS恐慌的主张是正确的。结核这一疾病已被人们所熟知，人们也知道可以痊愈。但是MERS有致命的危险，而且人们对其机制尚不熟悉，所以人们陷入MERS恐慌是十分自然的反映 。一般人在生活现场中感受到的这种无形的恐惧在社会心理学上是确实存在的，用医学的名义来蔑视这种恐惧只不过表现了医学的傲慢。本该保护国民安全和幸福的政治权力，却在强求“各自谋生”，它的无能招致了更大的恶梦。“无能的政府比MERS更可怕”，朴槿惠政府遭遇了上台以后最大的危机。

贫瘠的市民意识也是引发MERS波动的原因之一。但是“我们自己也有责任”是市民的自我反省，应该警惕被用来稀释政府的责任。因为混淆责任的轻重才是无能政府所希望的回避责任的方式。只有严格追究责任的轻重才有可能产生变化。根植于责任政治的民主主义才有可能实现。朴槿惠政府在错失初期应对的良机，后来又采用时代错误性的秘密主义导致了国民的不信任和恐慌。如同2003非典事例所证明的，能被行政系统统制的落后国家型传染病可动摇整个国家，降低国格，浪费国民性能源，招致今天这么惨淡的现实。

但是，与恐慌斗争的最终力量源自对真实和合理性的信任。国内外专家一致同意除有慢性基础疾病以外，人们无需恐惧MERS。世界学界的报告认为很少有传染到青少年的情况，就算被感染健康的人一定会战胜病魔的，这给了我们很大希望。直到现在所有国内确诊患者都在医院感染范畴之内，我们应该倾听世界保健机构（WHO）希望我们回归正常生活的劝告。

政府的无能招来各自谋生的创伤，这是每个国民深深的伤口。但是，时间的流逝分明会使MERS事态逐渐减弱。现在真正重要的课题是要防止对政府的不信任演变为对国家的怀疑和对韩国社会憧憬的破灭。防止政府的政策失败升级为政治共同体的失败要依靠普通国民的力量。MERS事态是考验共同生活的自由市民市民体—“民主共和国大韩民国”力量的试验台。韩国现代史将证明我们最终会在这场战争中取得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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