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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S风波开始后，从某天起，MERS确诊号码很自然地出现在在报纸和电视上。1号是首例MERS患者；14号是三星首尔医院急诊室的超级传播者。35号是作为MERS感染者，和首尔市长朴元淳大吵一架的三星首尔医院医生。141号是将医疗人员让其等待检查结果的话误会成不给予MERS治疗而跑出应急诊疗所的令人无语的患者。此外，还有很多患者被标记上了MERS号码。一说起号码，就让人想起身处某种状况的患者。每个人都有各自的人生和生活，但在传染病的世界里，都变成了简单的号码。

由于182名“号码人”，韩国社会出现了超过1万名的隔离者。历史上，在传染病管理方面开始大规模实施隔离，是在被称为“黑死病”的瘟疫席卷欧洲的1347年。当时在意大利，人们感知到了瘟疫的扩散是由于来自西西里岛和地中海一带岛屿的船只。因此威尼斯市政府强行让打算进入港口的所有船只停下来，不许下船。船员们被困在船上40天。这期间，如果船上没有出现瘟疫患者，才开放港口。这里的40天，并非是根据诸如潜伏期之类的医学依据而制定的。为什么是40天，并没有准确的说法。有人说这是耶稣基督被恶魔诱惑，彷徨在沙漠里的时间，还有人说这是希波克拉底采用过的方式。当时，对细菌和病毒的概念还很模糊。不管怎么说，英文里的“隔离”写做“quarantine”，其语源是意大利语中的“40”。

之后，每当发生大规模传染病时，就会进行集体隔离。易于封锁的岛屿，经常被用作隔离的场所。19世纪40年代，为躲避爱尔兰的大饥荒，10万多名爱尔兰人移民到加拿大的时候，斑疹伤害也随之而来。这时，加拿大政府将1万多名爱尔兰移民者封闭在派崔吉岛上进行了隔离。之后全世界每当传染病四处蔓延时，就会出现“隔离岛”。韩国从1916年开始将麻风病患者聚集到小鹿岛进行治疗，也是相同的道理。隔离在过去算是一种强制性的惩罚，也许是因为这种心理的影响，这次爆发MERS风波时很多人害怕被打上MERS的烙印而被隔离，常常隐瞒去过MERS发病医院的事实。即便被劝告在家隔离，可还是离家外出而引发问题的事例也频繁出现。

隔离带来的痛苦和恐惧、由此引发的社会性偏见，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一样存在。2003年SARS（重症急性呼吸综合征）袭击新加坡的时候，总理吴作栋进行了对国民讲话，将其谈话内容照搬到现在的韩国，也和韩国的情况完全相符。大致内容如下：“亲爱的各位国民，只有遵守传染病管理规则和指南，我们才能战胜SARS。但有些人因为对SARS的恐惧，没能采取理智的行动。如果因为发烧就在各家医院来回转移，不仅是你的家人和朋友，还会让周围许多人感染。而且，必须告诉医生所有事实，不要隐瞒你曾旅行过的事实。接受在家隔离命令后，一些国民的行动不得不让人深深忧虑。在家隔离不仅是为了保护普通市民，也是保护被隔离的自己和家人的方法，因此必须遵守在家隔离。”新加坡的SARS应对法和隔离，对韩国的MERS依然有效。


此次经历过MERS2周潜伏期隔离的人们，都对隔离的痛苦大吐苦水。由于感染的不安感，被不发烧也感觉在发烧的神经衰弱症状折磨。就算在同一屋檐下，也要和家人分开生活，好像住在监狱里。MERS发病医院的医疗人员在隔离生活期间，感觉自己好像罪人一样，觉得世人对疏于传染管理的批评，似乎都集中到了自己身上。

但他们具有忍耐各种隔离的痛苦，坚持下来的诚实的利他主义市民意识。因为有大多数善良的隔离者，我们的社会才获得了今后战胜MERS之类传染病的力量。从算术上来说，等于每一名隔离者拯救了5000人免于MERS恐惧。我们任何时候、无论是谁都可能再次成为“传染病号码人”。但只要有社会的团结和市民的协助，就能战胜新型病毒带来的集体威胁。隔离依然是最佳武器。请为被隔离的市民送上鼓励的热烈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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