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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总统文在寅和部分官员们就过去政策试验的副作用表示“痛彻心扉”，提升了近期对修正方向的期待感。但公正委员长金尚祖上周表示“收入主导增长得到了进一步强化”。被认为是该政策设计师的洪章杓说：“明年收主增（收入主导增长）将以2.0版一决胜负。”经济副总理洪楠基也表示“必须走包容性增长的道路”，其主张并没有任何经济应用基本哲学或方向的改变。

他们说 “国民没有感受到” 政策的诸多成果，“缺乏沟通”，认为这是“沟通”的问题。如果就此下去，文在寅政府的经济在新年到来后会得到变得更好吗？就结论而言，很可能丧失市场的信赖，变得更加黯淡。这是因为三个原因。

首先，文在寅政府对韩国经济一直抱有被误导的认识，所以不能放弃对“收主增”的迷恋。他们打出“收主增”和“包容性整张”，其基础源自韩国经济过去实施以大企业为主的高速增长政策，导致收入分配的恶化、两极化严重、低增长固着化。但去年起开发出“包容性增长及开发指数”，进行各国包容性增长成果与可持续性评价的世界经济论坛（WEF）调查显示，2017年韩国排名世界第14位，领先于美国、法国、英国、日本以及南欧和东欧国家。就是说，韩国经济开发的优惠比主要国家实现了更为广泛的分享。

然而，在WEF 2018年的评价中，韩国排名世界第16位，下降了两级。由此表明，文在寅年政府正在和自己的政策目标渐行渐远，文在寅政府的经济认识“并非事实”，而是“理念幻想”的结果。世界银行关于“包容性增长”的报告（2009年）也强调，包容性增长的最有效手段就是扩大雇佣。但文在寅政府固执于国际劳工组织（ILO）等左派的异端主张，和OECD与IMF等为了扩大雇佣而一直向韩国建议的劳动市场灵活性背道而驰。

第二个原因在于不负责任的政策运用，事实上放弃了经济结构改革。文在寅政府的去核电宣言、非正式员工零（ZERO）化、提高最低工资、限制劳动时间，压制着反对者，大胆地以单行道的方式强行推进。相反，关于结构改革的政策却被推脱给公务员和社会团队，逃避责任。其代表性案例，就是面对由于政策失败而产生的问题，宣传“要通过利害当事人的共识和协议解决”，推给经济社会劳动委员会等社会大妥协。面对劳资间缺乏信赖和迎合人气的政治结构不可能实现社会大妥协的现实，这无异于放弃解决问题。一如在发达国家所看到的，经济结构改革必须有领导人的决断和说服才可能实现。

想搞活经济，必须有对自由和自律的尊重，以及与之相符的权力节制。为此，制定市场参与者的行动标准并进行监视的机构，与一般政府组织不同，需要保持半民半官的构成与脱离政府的独立性——这一点是国际化标准。这是为了不让政权的短期政治利害或者理念肆意破坏市场。出于这一脉络，美国联邦筹备委员会的委员们有16年任期的保障，美国公正委员会则独立于法务部。

对韩国以保护金融消费者为主要目的而设立的金融委员会，以及旨在禁止和防止滥用市场支配性垄断的公正委员会等，通过法律规定了其不同于一般政府部门的相当大的独立性。但本届政府的金融委、公正委、放通委等市场监督及管制机构们，大大背离了这一原则。

就像在三星生物事件中看到的那样，韩国政府随时推翻过去的判断，金融委介入信用卡公司的手续费，强行进行违反消费者利益的市场价格操纵。公正委最近按照总统的指示，限制开设便利店时各便利店之间的距离，通过带头搞地区幕后垄断，变成了逆消费者权益而行的不公正委员会。拥有巨大权力的这些机关否定自身存在的理由，成为依赖于政权的“经济政治化工具”，破坏着自由市场的基本秩序。如果权力不先于市场承认自己的背离，被压抑的市场就无法恢复“自律”和“兴旺”。这就是新的一年里，韩国经济在文在寅政府治下将变得更加黯淡的第三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