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他写道：“换届的政权最终也是一样。”介入民营化企业的人事调动，让迎合自己的人物当上官媒报纸的社长。他还写道：“希望减少国家债务。”如果收了更多的税，理应先还债，却反而下达了增加负债的指示。自己制造出几百亿韩元的利息损失，这无异于垄断国政。他在底层事务官的位置上，以自己的方式进行了反抗。他的揭发，是对损害国民利益的行政表示不服从，是针对官僚社会沉默联盟的反抗。
民主主义是国民做主，政权为国民尽服务的义务。笔者提到这句再当然不过的话，是因为正在发生与之背道而驰的事情。政府减少工作岗位，让穷人变得更穷，让平民经济陷入停滞。打马虎眼的政策，正在肆意浪费税金，榨取未来一代人的钱包。即便弱者发出悲鸣，政府也对此充耳不闻，急着推行政策。原本应该为国民着想的政府，正在搞得民不聊生。这种自残政府能称之为民主政府吗？
有害于国民的政权会由选举做出审判。但如果紧迫到无法等到选举，又该怎么办？现在的情况就是如此。政权的任期还剩下三年多，可国民利益遭受的侵害已经到了严重的地步。两年里上升了55%的最低工作，威胁着所有零税雇主和低收入劳工的生存权。就业的状况恶化到相当于外汇危机时期的地步，青年的雇佣机会正在消失。单方面的去核电行动，动摇着能源安全体系。这一切都是伤害国民利益的迫在眉睫的威胁。情况之急迫，让人很难忍耐并等待到3年后的选举。
国民应该遵从国家的政策和法律制度，但有时也有不顺从的权利——这就是政府的政策丧失了正当性，侵害国民基本权的时候。面对威胁生存权、毁掉国家未来的政府，国民可以说“No”。这是市民的不服从，进一步来说是反抗权。不服从和反抗的权利，是宪法理论认可的自然权，同时也是民主国民的义务。人权运动家马丁·路德·金呼吁过“不服从非正当法律的道德义务”。也就是说，不应该对错误的政策和制度视而不见。
小商工人联合会宣布开展针对最低工资政策的不服从运动，建立违反政府方针的劳动合同格式，并在现场进行普及。也就是说，在即便少拿些工资也希望工作的劳动者的同意之下，要开展违反最低工资法的运动。如果被发现，将接受刑事处罚。但如果全额支付最低工资，生意就会倒闭。2年里提高55%，这无异于让企业死亡。小工商户们高喊着“来抓我吧”，与其饿死，不如干脆承受被处罚的风险。
违反实定法是无法被美化的。但情况严重到了无法对小工商户说出“恶法也是法”这句话。众多零税企业和个体户陷入了停业的危机。低收入阶层的劳动者们正在从工作岗位上被赶走。生计和工作岗位对他们而言是生存问题，平民的生存权正在受到政府的威胁。原本应该保护弱者的政府，反而在砸烂弱者的饭碗。有谁能批评为了吃饭而反抗的小工商户？
政府一时做出错误的政策判断是有可能的。但如果即便暴露出了失败，还固执于错误的政策，这就是傲慢和独善其身。无论怎么大声指出其错误，也不为之所动——这样的政府不能说是站在国民一边是。站在对现实充耳不闻、一意孤行的政府面前，国民能做的事情只有一件，这就是不服从。去核电正在毁掉能源百年大计，我们能坐视不管吗？面对榨干国家财政的税金浪费民粹主义，我们能袖手旁观吗？以清理闭塞、滥用权力和积弊为借口进行的政治报复，我们能视而不见吗？
看到文在寅的新年会见，简直令人无语。如此的呐喊和悲鸣，总统却似乎没有改变想法。在野党时期的文在寅，曾指出应该以不服从来对抗不听取国民声音的政权。国定教科书事件曝光后，他曾呼吁：“国民应该对权力的傲慢和闭塞开展不服从运动。”现在，他陷入了被自己所说的话打脸的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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