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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主义的规范和制度正在崩塌，这是因为文在寅政权的立法独裁。文在寅政权强行推进的媒体仲裁法成为了韩国民主主义危机的巅峰。如果在国内外因反民主恶法而备受谴责的《媒体仲裁法》得以通过，媒体批评权力的功能会消失，民主主义将岌岌可危。绝对权力横行的法西斯主义地狱之门必定会打开，而舆论却陷入了分裂。

文在寅政权强行实施充满违宪毒素条款的《媒体仲裁法》，其原因非常明白。现政权最害怕失去权力，沦为政治清算对象。对于把两位前任总统送进监狱、犯下比前任政权更严重的国政垄断和权力腐败的文在寅政权来说，只有长期执政才是生存之道，其背景是为韩国总统文在寅卸任后准备安全措施而全力以赴。如果让削弱检察机关，切断对青瓦台的调查，再加上媒体也束手无策，民主党政权将确保长期执政的格局，能够从根本上阻止第二个“曹国事件”爆发动摇政权的余地。

面向普通人的受害人救助只是惺惺作态，媒体仲裁法完全是为了掌权者和富人而存在的。封锁权力批评，让文在寅和曹国等人的政治权力神圣不可侵犯，给予财阀特别待遇，这就是《媒体仲裁法》的实质。饱受清除积弊报应之苦的文在寅政权动用一切过分的手段，像军事行动一样强行推进该法案的原因也在于此。《媒体仲裁法》违背了“在正义和普遍适宜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律支配”精神。以独裁者滥用法律的“法律支配”为核心的《媒体仲裁法》，不可能和真正的法治主义共存。

即使受到世界市民社会和舆论界的谴责，文在寅政权还是保持沉默。因为他们相信只要撑过这个阶段，就能开启自己的世界。这是经过民主程序被赋予权力的委任民主主义变质为委任独裁的活生生的现场。就经民主选举产生的政权恶意利用民主程序、破坏民主主义本身这一点来看，文在寅政权是非自由民主主义（iIliberal democracy）的权力。非自由民主主义政权是以直接民主主义为借口煽动民粹主义和民族感情，攻击自由主义和法治主义的大众独裁。在此过程中，文在寅政权的大众独裁遇到了现代大众政治的怪物法西斯主义。

文在寅政权强行实施违背世界市民社会和民主主义普遍标准的《媒体仲裁法》，其背景是狂热的政治粉丝。虽然处于任期末期，但文在寅的支持率仍稳固保持着大选得票率（41%）的水平。“头破文”和“文粉”是把文在寅和曹国作为拯救民族共同体的政治救世主和殉教者来崇拜的世俗宗教信徒。他们看到房地产暴涨和疫苗政策失败后，仍然执着地盲目崇拜领导人。而拒绝“用结果判断现实政治”的民主市民平衡感的政治原教旨主义，培养出了法西斯主义的毒蘑菇。一如色彩鲜艳却危险的毒蘑菇，区分善恶政治的法西斯式原教旨主义对民主主义来说也是致命的。

在走向法西斯主义的文在寅政权中，危害不亚于狂热政治粉丝的人就是附庸于活着的权力的知识分子。作为文在寅政权特征的“我是他非”超越了伪善，源自法西斯主义的本质——“敌我二分法”。一辈子为民主主义而战的知识分子用法西斯友敌理论拥护文在寅政权破坏民主主义的惨淡景象，是非常罕见的。不惜用诡辩否认证明曹国一家犯罪的所有物证和法院判决的专家们，否定了自己作为知识分子存在的理由。头脑精明的哲学博士——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PJ Goebbels，1897-1945年），在纳粹灭亡自杀时还希望自己被称为“戈培尔博士”。但如果没有戈培尔，就不会有纳粹第三帝国和希特勒。

媒体仲裁法事件是衡量民主市民认同感的试金石。在扼杀通过作为民主主义开端和终点的言论和表达自由的恶法一事上，带头、旁观和从旁协助的都不可能是民主主义者。让韩国民主主义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的《媒体仲裁法》，暴露了谁才是真正的民主主义敌人。害怕自由言论的人，才是破坏民主主义的法西斯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