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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文在寅政府时期任命的公共机构负责人和总统直属委员长，就连国策研究院院长也在新政府继续霸占岗位。虽然并非所有公共机构负责人在政权更迭后都必须辞职。但如果是需要按照新政府的方向研究、开发并推进政策的机构，那就另当别论了。这些机构的负责人理应让位，为新政府开展工作开辟道路。但文在寅政府时期任命的机构负责人们却仍然霸占岗位。而与新政府的理念和政策路线截然不同的他们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妨碍国政。

曾在文政府担任青瓦台经济首席秘书等，设计和主导收入主导增长政策的KDI院长洪长杓是招致最低工资超速上调等雇佣惨事和个体户接连破产的主使。总统选举后，他曾自吹自擂称：“收主增政策缩小了收入差距”，还高喊着“收主增加油”拍摄纪念照片。这样的人如何与宣布“废除收主增”的新政府共事？

曾担任文在寅总统直属政策企划委员长和国情院改革发展委员长主导“清算积弊”的经济人文社会研究会理事长丁海龟；曾担任文政府国政企划咨询委员会和区域发展委员会委员的国土研究院院长康贤秀；曾担任文政府工作岗位首席秘书，积极参与收主增的韩国劳动研究院院长黄悳淳；曾担任文政府国政企划咨询委员和民主党比例代表候选人的保健社会研究院院长李兌守等也仍然霸占岗位。除此以外，文政府时期任命的200多个公共机构负责人和总统直属委员长们都不见让位的迹象。这是在过去政策更迭时未曾有过的集体行动。

他们为保住职位私下串通的传闻也是不绝于耳。文政府任命的公共机构负责人和国策研究院院长彼此承诺：“莫要单独行动，填满剩余的任期。”因为害怕被打上“叛徒”的烙印，即便有人想辞职也不敢行动。如果这样的串通之举属实，那无疑就是在妨碍国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