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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统计局 1 月 17 日公布的失业率统计数据引发争议，中国社会的失业问题非常严重，到了连官方媒体也称之为“失业大乱”的地步。统计显示，2023 年的失业率为 5.2%，比 2022 年（5.6%）有小幅上升。

争议的核心是青年失业率。青年失业率去年 6 月达到 21.3%，创下 2018 年开始统计以来的历史最高值。于是，国家统计局从每月公布的国民经济统计中去掉了这个项目。但 6 个月后再次公布该数据时，宣布去年青年失业率大幅降至 14.9%。

中国的就业状况不好，大学生之间甚至出现了“走出大学门的瞬间有一半失业”的说法。由于新冠动态清零导致制造企业纷纷倒闭、外国企业脱华等原因，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大门内变窄了。在此情况下，青年失业率有所好转的消息一出，微博等地纷纷批评说：“连这种危机情况都要掩盖吗？”“这不是统计，是广告。”

改变统计方式以降低失业率

国家统计局在公布青年失业率的时候改变了统计方式。作为调查对象的 16-24 岁年龄段人口为 9600 万人，其中 6200 万在校学生被排除在外，只将希望毕业后就业的3400 万人作为调查对象。

这似乎看起来没问题，但里面有陷阱。中国没有合适的工作岗位，大学毕业后读研的学生很多。这些学生被排除在失业率调查对象之外。就业情况不好，很多青年靠父母给的零花钱生活。这些青年在中国被称为“全职子女”，他们也被归类为非经济活动人口，因此被排除在失业率调查对象之外。

中国专家认为，这些潜在失业者多达 1600 万人。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张丹丹去年 7 月在媒体文章中写道：“政府统计低估了青年失业率。如果包括依靠父母生活的这些青年人群，青年失业率会升至 46.5%。”美国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许成钢也说：“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显示，青年失业率为 20%左右，从中国国内经济学家自行统计的统计来看，应该达到 40%。”日本《日经亚洲》去年 10 月也援引中国国内学者的话报道称：“实际的青年失业率是政府统计的两倍，为 40%左右。”

因为担心高企的青年失业率被公开，在政治社会方面引发问题，影响投资心理，统计当局捏造了数据。

增长率下降过程中工作岗位锐减

中国青年失业率上升的最大因素是 2020 年开始的新冠疫情大流行和被称为“动态清零”的过度防疫政策。在新冠疫情之前的 2019 年初，青年失业率还处于 11%左右，去年 4 月为 20.4%，突破了 20%，6 月上升到了 21.3%。

中国每年都有 1100 万名以上的毕业生来自专科以上的高等教育机构。中国政府每年公布的经济增长目标重点是创造 1000 万个新工作岗位提供给他们。只有实现增长率目标，才能给大学毕业后进入社会的学生提供工作岗位。

在新冠疫情开始的 2020 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为 2.2%，2021 年恢复到 8.4%。但在上海被封锁的 2022 年，又跌至 3%。随着增长率的下降，工作岗位减少了很多。

富士康在郑州裁员20万人

“动态清零”扰乱供应链也引发了问题。由于上海、深圳等大城市的封锁，不仅中国，全球供应链也被撼动，在中国设有生产基地的外国企业纷纷转移到印度、越南等地。在此过程中，中国国内的工厂被关闭后，工作岗位大幅减少。

生产 iPhone 的台湾委托生产商富士康在河南郑州经营世界最大的 iPhone 生产工厂，雇佣劳动力一度达到 30 万人。但由于新冠疫情导致工厂经常停产，iPhone 生产受到影响，生产设施大量转移到印度和越南。仅郑州就有近 20 万人因此被解雇。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随着跨国企业的中国总部纷纷撤离，高薪工作岗位大量消失。

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反垄断限制等为名，对阿里巴巴、京东商城等 IT 领域的大企业进行了大规模的整顿，大科技企业也大举裁员。IT 领域虽然工作辛苦，但由于年薪水平高，一直是中国大学生喜欢就业的领域。从 2022 年开始，各大科技企业已经裁员了几万人。

为了隐瞒失业而去图书馆上班

随着这一裁员热潮的持续，中国图书馆的上班族大幅增加。为了向家人隐瞒自己被解雇的事实，像平时一样背着包，来图书馆假装上班。北京建筑大学出身的莫利（化名，40 岁）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在科技领域的跨国企业和安全相关外国企业工作时，月薪一度达到 2.5 万元（约 470 万韩元），但现在连月薪 5000 元的工作也很难找到。”

上海的澎湃新闻 1 月 14 日在网上刊登了一篇长篇报道，讲述了这些图书馆上班族，现在该文章已经消失。最近，中国连这些报道辛苦的失业者的报道都要审查，不让人们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