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有许多的担心与疑问除了媒体撩拨眼球的噱头外,都是有些过于杞人忧天,因为人工智能的目的归根结底不是“战胜”或“替代”人类而是辅助人类。说到底人工智能是人类创造的产物,但人工智能永远不可能拥有“自由意志”,因为自由意志人类无法赋予,这是“上帝”才能做到的事,并且人类的智慧是一个综合性的命题,而人工智能的“智慧”要简单直观得多,因而人类不会因此被人工智能“统治”。人机对战某种意义上和古罗马的斗兽竞技场有些类似,猛兽可以瞬间撕碎与之角力的人类,但人类依旧保有主宰动物的权力意志。
围棋这个古老的博弈游戏在东亚经久不衰,形成了特有的文化属性。下棋不光是为了胜负,还连接着人们的生活旨趣,人生的境界,得失取舍的功利判断,甚至艺术。古代许多高手在对弈中对艺术性的布局有着极高的追求,通过不断开掘崭新的棋路和风格来提炼自己的智力和性情,这似乎和现代竞技体育不沾边,倒有些近似于古代的武功锤炼。
中国现代最近的一次围棋复兴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日围棋擂台赛。当时中日韩三国中日本在围棋上似乎遥遥领先。擂台赛通过古代打擂的形式,两国派出的顶级高手逐一厮杀,最后守擂成功方获胜。中方通过聂卫平,马晓春等一代国手的努力最终战胜了强大的日本。围棋擂台赛的电视直播也掀起了民间的围棋热潮。通过擂台赛可以看到日本围棋高手们的诸多传承和成熟的一面,象藤泽秀行,加藤正夫,小林光一,武宫正树等人都是颇具古风又兼具创新的人物,令人高山仰止,同样有诸如“宇宙流”之类让人津津乐道的流派渐渐为人熟知,然而同时日方的失败也暴露出了日本围棋的某些弊端,那就是这些棋院的国手们太养尊处优高高在上,在面对残酷的胜负手时往往准备不足。这种状况延续到九十年代就更为明显了,因为中国国内开始了围棋联赛,联赛的如火如潮使得围棋对弈的性质和方向发生了改变,围棋开始向竞技体育靠拢,在这种境况下,对棋手的身体条件要求越来越高,并且棋手们更注重算计和得失,大师开始朝着胜负师转型。在这个大背景下,韩国围棋脱颖而出。
韩国围棋虽然也有着久远的历史和很广泛的民间基础,现代也不乏各种围棋道场,但是在中日的包夹下很难出人头地,然而在九十年初期韩国围棋开始了一种另类的思路并因而逐步占据了上风。这种思路就是打破围棋原有的训练思路,通过大量的实战对局来提升棋手的现场战斗力和应变能力,竞技元素变得空前重要,围棋那些形而上的东西被渐渐抛弃。这同样和韩国人某种国民性不谋吻合,那就是嗜赌如命,看重胜负得失,注重短平快效益,其实这个在九十年代之前的韩国第一高手曹薰铉身上已经有所反映。曹薰铉虽然师从日本,但是其身上韩国棋手的特有标记非常明显。韩国围棋的这个路子终于使得韩国围棋迅速崛起,一个标志性的人物横空出世,那就是“石佛”李昌镐。李昌镐霸占了一个时代,他的胜率几乎让人无法超越,并且其本身就是韩国围棋思路下的代表性产物,“石佛”的称谓也揭示出一种把身体运用到极致的境界。然而这种况味和身体要求同样使得棋手不可能成为常青树式人物,虽然江山代有才人出,李世石就是继李昌镐之后的“小李”霸主,但是竞技体育的残酷就在于高手的高峰期愈来愈短,直至当下往往在二十至二十五岁间的短促瞬间。李世石在而立之后很明显的开始走下坡路,金字塔尖已经易主。
韩国围棋的发展思路也带有某种程度的异化,那就是所谓的“大酱”棋路,在胜负要求下,棋手们的博弈越来越重口味,形而下的实利变得尤为重要了。其实就人口基数而言,韩国围棋的这种路子会很快被中国庞大的基数所覆盖,实力和人才冒出速度韩国是无法抵御中国的,其实从这几年的国际性大赛来看已经很明显的反映出这种趋势。然而围棋中国古老的智力游戏仍将需要保留和发展,却不仅仅是一项比赛。
“阿发狗”带着它的胜利凯旋而归,但阿发狗本质上对围棋并无太大兴趣,它的方向在于人工智能在未来的商业开发和实际运用上,和围棋的未来没有太大关系。但是毕竟人工智能已经介入了围棋这个古老的游戏中,往好的方面看可以帮助人类拓宽围棋思路以及完善计算能力,但负面则在于它可能会侵蚀和异化围棋本身的东西,就像是兴奋剂可以提升运动选手的成绩同时却会坏了运动的本质,若果其然,人们何必留恋于黑白方寸间呢?电子游戏竞技岂不更为摩登和刺激。
围棋的最高境界或至高的旨趣难道不是像当年一代宗师吴清源的十番棋那样的“华山论剑”嘛?并就此成为激荡在岁月中为人所久久无法遗忘的传说。而至于“阿发狗”,让我们向它道一声“走好,不送”,围棋的传奇永远在人间,它不会流失在虚拟世界的角落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