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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在寅政权为何推进《媒体惩罚法》，被逮捕的李相稷议员早早就说出了内幕。被称为不良企业家代表的他，在被逮捕前是最坚决拥护该法的人物。执政党内部也只有李相稷站出来主张强行推行该法案。当时，媒体纷纷报道他腐败的真相。对于李相稷来说，刨根问底的媒体应该非常令人憎恶。也就是说，要教训那些试图揭发想掩盖肮脏之处的掌权者的媒体。

去年一年，我担任了中坚媒体人组织——宽勋俱乐部的总务。一年来，媒体界发生了很多事情，但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李海瓒愤怒事件”。民主党的李海瓒来到首尔市长朴元淳的灵堂吊唁。正在排开阵势的记者们纷纷提问，一名记者问：“从党的层面应对关于故人的质疑有什么计划？”虽然这是理所当然的提问，但李海瓒却做出了意外的反应。他大声斥责，怒视着记者说：“这叫什么礼貌？”爆出了 “XX小子”的粗口。包围着他的民主党支持者们高喊“妓者滚开”。

之后就是反转。面对执政党实权人物的暴怒，人们可能会畏缩不前，但记者并没有退缩。在恶劣的气氛中，不断进行提问，他们应该是刚入职不久的记者。那些年轻记者没有怯场，也没有犹豫，追着激动的掌权者不放。

我认为记者们是按照训练过的本能行动的。对于学会在真相面前不要退缩的他们来说，这些是必须要问的问题。被骂“XX小子”的记者在宽勋俱乐部会志上写下了当天采访的幕后故事。标题是《李海瓒最终还是没有回答》。

当年宽勋俱乐部媒体奖颁给了探索报道“N号房”事件的《国民日报》和《韩民族新闻》采访组。揭露Lime·Optimus基金与政官系统勾结的SBS报道组、跟踪报道工伤工人悲剧的京乡新闻组也获了奖。这些都是只有媒体才能完成的真实记录。虽然没能获奖，但朝鲜日报社也自豪地凭借操纵蔚山选举、去核电经济性造假等众多报道，为纠正事实做出了贡献。除了记者，谁还能发挥这样的作用？

许多Youtuber和社交媒体正在冒充媒体。自称评论家、煽动家、阵营政客的人们把各种主张包装成事实，混淆大众。但“替代性媒体”无法成为媒体，“替代性真相”不能成为真相。媒体是媒体，记者是记者，这是因为他们只依靠名为“真相”的指南针寻找真相。为了客观事实而拼命的真相至上主义，才是媒体认同感本身。

我当了30多年的记者，做过独家报道，也喝过很多“水”（漏报）。其中最令人痛心的是2011年3月《中央日报》刊登的《千圣山纪实》报道。千圣山KTX区间是知律大师等环境论者以火蜥蜴为原告起诉的象征性地点。历经各种对工程的阻碍后，KTX隧道终于竣工。但到千圣山一看，他们不仅没有破坏生态系统，反而“每个水坑里都是火蜥蜴的蛋”。事实是强有力的。因为这一篇报道，知律的逻辑一下子倒塌了。为什么我们的采访组没想过去现场呢？一想到在事实的竞争中失败，这种狼狈感一度很难消散。凡是记者，谁都会这样。

执政党说交通广播主持人金于俊是“媒体人”，这一点我不能同意。他是将许多假新闻包装成时事报道后进行传播的罪魁祸首。他甚至散布了和小说一样的“世越号故意沉没说”。仅此一项，他就没有资格担当媒体人的“言”字。不为真相拼命的人不是媒体，也不是记者。像这样的冒牌媒体人泛滥成灾。

记者也会犯错误，还会出现误报。但他们对事实的执着是任何人都无法企及的。不是他们因为出色，而是因为记者的工作是接受过训练的，让他们只看事实。虽然挨过骂，污点也很多，但我认为接受过训练的记者是离真相最近的。

执政党主张《媒体惩罚法》是惩罚“假新闻”的法律。同时，在法案中删除了“假新闻制造者”。据说，假新闻的发源地YouTube、社交媒体、自媒体等不属于惩罚性损失赔偿的对象。也就是说，只打击揭露不良真相的批评媒体。企图掩盖真相的权力要给试图查明真相的媒体勒紧缰绳。这就是包装成“媒体改革”的《媒体惩罚法》的真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