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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结束2年之后的1978年11月24日晚，中国一个农村的18名村民秘密聚在一起签下“生死状”。“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此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全年上交的公粮，不在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干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孩子养活到18岁。”这是赌上自己的性命反对共产党的集体劳动、集体分配理念的“私有化”尝试。

那一晚之后，该村发生巨大的改变。每到冬天就以乞讨度日的村庄变成每户人家堆满粮食。到现场亲眼确认变化的省书记感叹道，“他们做到了人们只敢想不敢尝试的事情。”毛泽东用徒有其表的集体化毁掉农村之后，一群饥饿的农民找到了解救农村的方法。这就是被称为“农村改革第一村”的安徽省小岗村的故事。


随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为重新唤起“改革的重要性”来到小岗村，中央电视台4月报道了该村的现状。但是出现在电视中的小岗村完全不像是一个富村。村民的衣着褴褛，房屋像土窟。曾访问过小岗村的经济学家们也给出了相同的反应，他们在自己的论文中写道，“平心而论，小岗村没有我们想象中的改革发源地的样貌。”

目前中国第一富村不是小岗村而是江苏省的华西村。华西村与小岗村正相反，重视的是集体而非个人。因而有一部分中国人以华西村的成功主张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但中国专家们认为，改变两村子命运的不是“体制”，而是“领导力”。曾宣称“只靠农业无法成为富村”的华西村村长吴仁宝（1928年~2013年）有着长远目光的领导力，而小岗村却没有出现过这样的领导者。由于从全国各地涌来学习人群，且党和政府的政策扶持不断，小岗村安于农业，最终成为“活标本”。


反观华西村，果断抛弃农业，接连成立了村民共同投资的企业。华西村从简单的制造业出发，逐渐发展出与高新科技密切相关的产业，再转向旅游产业，不断开拓着新的领域。主导华西村这一系列变化的正是1957年上任的吴仁宝。在他去世的2013年，华西村村民的年均收入达到全国农村平均20倍以上的8.8万元。

20世纪以全世界最快速度解决温饱问题的韩国一直是代表冷战时代资本主义优越性的标志。西方发达国家纷纷称赞韩国，发展中国家也纷纷来到韩国学习发展之道。但反观最近的韩国，我们不得不反问自己是否有着可以领导韩国走向未来发达国家的愿景和领导力。就像习近平在小岗村再次提及已过时的问题解决方案，韩国是否也相信着半世纪前引领我们摆脱饥饿的方法依然有效。希望韩国的政治、经济领导者深刻研究中国两个村庄的不同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