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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人们第一次看到特朗普如此生气。因为北约成员国通报称，不会参与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虽然这不算稀奇，但还是令人感到惊讶。美国是“欧洲的孩子（a child of Europe）”，但也是欧洲的恩人。二战时，约有25万名美军在欧洲前线流血牺牲。战后也是在马歇尔计划的帮助下，欧洲从废墟中重新站了起来。冷战期间，约有30多万美军作为北约的一员守护着欧洲。美国和北约一起粉碎了纳粹主义，在与共产主义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如果没有这个血盟，西方文明可能消失。但现在这个血盟出现了严重的裂痕。

在去年2月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美国副总统J·D·万斯向北约宣讲了特朗普主义。主题分为民主与安全两个方面。万斯批评欧洲的“言论自由”正在倒退。他认为欧洲的政治正确主义（Political Correctness）是错误的。无论是焚烧《古兰经》还是反对堕胎，都是个人的自由。他反过来宣称民主是通过选举解决这些问题的体制。这是特朗普主义的民主观。但他没有提到没有宽容的自由、没有充分议论的选举的危险性。万斯还要求同盟“分担负担”。欧洲对此的反应很冷淡，没有人喜欢棍棒和账单。

今年2月，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的演讲与万斯不同。他没有挥舞棍棒，而是进行了安抚和说服。美国和欧洲曾一起打赢了二战和冷战。但在共产阵营崩溃后，陷入了“历史终结论”的危险错觉。以自由贸易、世界公民、规则为基础的秩序都是幻想。最终我们面临着反西方阵营的挑战。仅靠联合国或世贸组织是不够的，特朗普主义就是处方。美国不仅是欧洲单纯的盟友，也是“欧洲的孩子”。我们最终要守护的是自由、基督教、法治、莎士比亚、披头士乐队，乃至西方文明本身。我们想要的是具备意志和能力的盟友。鲁比奥以“共同的命运正在等待我们”这句话结束了演讲。现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同样是特朗普主义，反应却天差地别。为什么？首先是态度的问题。万斯追问为何不同，而鲁比奥则就为何相同进行了说服。特朗普现在用万斯的方式对待盟友。美国陷入了单方面吃亏、被利用的受害意识，觉得盟友都是恶棍。所以他折断盟友的臂膀，征收巨额关税，怂恿进行投资。伊朗并没有“迫在眉睫的威胁（imminent threat）”下的战争中，他为了动用盟友的军舰而大发雷霆。但盟友们也怎么会帮助他让“巨大的错误”变得更为巨大？“史诗狂怒”应该冲着他自己来，而不是针对盟友。

加拿大对特朗普主义最为失望。加拿大和美国是兄弟般的邻国，长达9000公里的边界是世界上最长的无军队边界。然而，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在今年1月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演讲中严厉批评了美国。该演讲以“强者可为所欲为，弱者只能忍受”开篇。这是象征国际政治残酷现实的“米洛斯对话（Melian Dialogue）”，就像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雅典对米洛斯发出的最后通牒。卡尼蔑视对特朗普主义的顺从，称之为“活在谎言中”。这是前捷克总统哈维尔揭露共产主义体制虚伪性的表述。大国拥有力量，但中等国家也有力量，这就是“共同行动的能力”。这是加拿大的合纵策略，他称之为“基于价值的现实主义（value-based realism）”。现场再次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比态度更致命的是，特朗普和万斯忘却了西方文明的价值。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思说：“美国不应被民主的普及和不负责任的国家重建所束缚。”意思是说他们对民主主义、价值这些东西不感兴趣。那么，特朗普呼吁伊朗国民发起自由起义，也不过是空洞的宣传。这并不是说美国陷入了过度理想主义的泥潭。但“嚣张会死”（FAFO）式的思维，表明美国已经忘记了西方文明的伟大价值。言语腐朽，灵魂也会腐烂。所以首尔大学教授朴成宇说，雅典输给斯巴达，是修昔底德的洞察力。价值不是单纯的幻想，而是让现实变得更加现实的坚实基础。在谎言和屈从的沙堡上，无法建立起同盟的高塔。